警队进行谈判的结果，却发现后者的条款不可能被接受。

但是，工部局警务处的包文少校与上海市政府伪警察的卢英上校继续进行谈判，并且鉴于公众对于1月犯罪浪潮的大声疾呼，很快着手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即在歹土组建一支特警队，主要由上海市政府选择警员，但由租界当局、伪政权及日本巡官共同任命警官。

这份由卢英与包文达成的协议分别呈交给上海工部局及南京的中国当局，以求最终批准。

工部局警务处的预算对于公共租界来说，是个沉重的包袱。

多年来，工部局警务处一直依靠1929年卖掉市电厂而得的8100万元的储备基金度日。为了避免另一个年度赤字，工部局曾在1936年试图将地税从14提高到16。

但是日籍纳税人强烈反对此举。由于在与日本交战之前，公共租界的净债务（以工部局拥有的价值6700万元的土地与房产为抵押）已经达到39 692 284元。因此工部局别无选择，只得再从电厂储备基金中拿出 200万元，以平衡1936年的预算。

1937年的预算也如法炮制，又在快速减少的储备基金中提取了 325万元。尽管警察开支削减了 8，并降低了各种警务津贴。

战争使得财政开支愈益糟糕，随着租界越来越依赖于上海国际区域（这当然包括了虹口的“小东京”）中不断增多的日籍居民交纳的税捐。财政事务也越来越涂上了令人厌恶的政治色彩。

至1940年2月，约有87000个日本臣民住在上海本土 79 000个日本人、5 000个高丽人及3 000个台湾人。在工部局1940年的纳税人年度会议上，上海日侨中的纳税人试图增加他们在工部局中的代表席位，但是其提案未获通过。

然而，行政当局当年的财政极度窘迫，因此于1939年12月23日召开了纳税人特别会议，提出了一个提案，即对地捐征收40的附加费，自1940年1月1日起生效，同时增加普通许可证的费用。

日本人纳税者协会以及合并起来的马路商会，在其70岁的主席林雄吉领导下，强烈反对这一大大加重他们负担的增税提案。但是，由于工部局代表构成状况的弊端使得纳税日人几无希望击败计议中的增税提案。更不用说让一个修正案获得通过了，即依靠银行借贷的方式为租界重新筹措资金。

开会前数小时，在与《上海每日》记者的会见中，林雄吉先生说道

“今天的工部局纳税人会议将会如何收场，是显而易见的。我现在的精神状态与楠木正成（一位著名的日本将军，他在战场失利后的次日自杀）先生一样。……我希望来到这里，展示一种真正的日本人的精神。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将被迫用暴力对付暴力。我愿意自己成为未来进步的一块垫脚石。我将快乐而勇敢地出席今天的会议。”

工部局总童是恺自威（j kesick），他是怡和洋行的经理。“托尼”恺自威被某些人视作是7月5日将中国市政当局的土地档案与地契移交给日本人的绥靖者，而这些文件本来是收藏在公共租界内进行保管的。这是最坏的印象;而最好的印象是，另一些人相信他只是日本的临时朋友，培养日本人对他的好感，是为了在怡和洋行极其需要获得被日本控制的中国资源时，保护其公司在东亚的利益。

虽然身为工部局总董，恺自威却并未召集由2084名本地居民（代表 13066张选票）参加的这次会议他们于1月23日（星期三）聚集在而对跑马场跑道的露天大看台上。

主持会议的，换之以资深外交官、丹麦总领事保罗?谢（poul scheel），他自从希特勒夺取其祖国之后，并无正式宫职。即使情绪有些激动，但增税提案